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 释放了哪些信号_全球快播报

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长期以来，广州、深圳、杭州都是人口增量冠军榜的常客，这一趋势在这两年不复存在，去年武汉登顶，今年则是长沙，都在中西部。不仅如此，人口增量10强城市，同样一改过去东部城市霸榜的格局，上榜的几乎都是中西部省会，包括长沙、西安、南昌、武汉、郑州、成都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增长，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

2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

四大一线城市集体负增长

万亿俱乐部城市位于我国城市的第一梯队，代表着我国城市的最高发展水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万亿俱乐部城市常住人口各是多少?

2022年，2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15个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千万，其中直辖市重庆的人口最多，已经达到3000多万，另外上海、北京和成都等3个城市的都在2000万以上。而这15个千万人口城市主要由4个直辖市和7个城市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不仅经济实力强，而且还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区域影响力和人口吸附力都非常强，因此人口也是很多的。

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佛山、合肥、南京和济南等9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千万以下;在这9个城市中，普通地级市占据了4城，省会城市同样占据4城。普通地级市因区域影响力较弱，所以人口吸引作用不强;而济南、南京等省会城市因首位度低，在区域中的影响力同样不是很强，所以人口虹吸能力偏低，因此一直未能进入千万人口城市中。

2022年，万亿俱乐部城市的人口变化较大，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态势。首先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和东莞等6个城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长沙、杭州等18个万亿俱乐部城市的常住人口依旧保持着正增长的良好势头，其中长沙、杭州、合肥和西安等4市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而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和成都等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也不错。

京沪人口负增长不是第一次出现

更多是主动控制人口所致

不过，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2010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目前，上海常住人口高达2476万人，无限接近天花板;北京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离最高门槛也仅有5%左右增长空间。

早在几年前，上海北京两地就开始主动抽疏中心城区人口，而北京更以“减量发展”为政策目标，人口增长早已不再是政策导向。

这些年，北京不仅将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向外转移，就连央企总部、部属高校、重点医院都成了转移对象。这些被疏解的产业，一部分被天津、河北等地承接，另一部分重点布局在新成立的雄安新区，后者也成了央企总部外迁的最大受益者。

当然，京沪的人口压力，不在于人口增量和人口增长，而在于抢人大战日益白热化之下的高学历人才。

因此，这两年，一向在户籍门槛上寸步不让的京沪乃至香港，都开启了抢人之路。

北京面向世界TOP200高校毕业生给出了“计划单列市”落户的待遇;上海则进一步开放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知名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

由此可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抢人口”，但所有城市都难以绕开“抢人才”。

广深人口负增长则是20年来首次

是疫情扰动下的短期现象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据统计，外来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中，广东一省都占了6席，除了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四大万亿城市之外，就连中山、珠海、惠州都榜上有名。

不难想象，在拼经济的2023年，广深将迎来巨大的人口回流，有望重回人口增量榜冠军之位。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西安等城市人口保持增长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方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每平方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全国人口大盘见顶

“孔雀东南飞”趋势仍持续

后疫情时代，人口大变局何去何从?

其一，虽然全国人口大盘见顶，但“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仍会持续。

人随产业走。即使地缘变局、全球产业重构、科技博弈的冲击仍在持续，但东部地区，依旧是我国产业，尤其是高新产业最为发达的地方。

即使人口大盘见顶，这些地方的人口吸引力依旧强劲，后疫情时代人口回流乃至重新恢复强势增长，并非没有可能。

其二，中西部人口回流，背后也有了一定支撑。

这些年，靠着大投资大基建改善区位优势，借助“产业西移”再造产业矩阵，通过强省会重塑强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人口回流，渐成趋势。

当然，中西部更多只是人口回流，而非外来人口净流入，这是与东部地区最大的不同。

其三，强省会的人口虹吸效应有增无减，一众普通地市或将沦为收缩型城市。

最近几年，在绝大多数省份，只有省会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而所在省份整体人口仍在负增长。

这意味着，人口向省会集中的趋势没有改变，省会作为全省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日益凸显，在防止人口流失、吸引人口回流方面，发挥了关键托底作用。

但对于普通地市来说，当自然人口带来的托底效应不复存在，如何守住人口基本盘，就成了关键。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等

编辑：杨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