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如果一天早晨，你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躺在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告知自己会完全失明怎么办？
前者是卡夫卡笔下《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经历，后者则是“90后”盲人作家吴可彦的真实写照。一个虚幻，一个真实，然而相同的是，突如其来的变故都让原本“正常”的人生蒙上了一定程度的荒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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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可彦是在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上，他很年轻，戴着黑框眼镜，爱人搀着他的胳膊将他引到台上后，他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黑色的西装让他更显沉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哲学、谈真理、谈文学、谈写作。谈起“残疾人文学”，他说，残疾人文学是残疾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他想加上间隔号，即“残疾-人-文学”，如此一来，“残疾”就变为一种属性，它表示人都是残缺的，人的生存、看法都是有限的。而文学同样有限，被作者能力所限，被社会状态所限。“作家常常削足适履，削足就是一种残疾，不是肢体上的，是精神上的。”
“作家是渺小的，但文学的力量是伟大的。”吴可彦对此确信不疑，“‘文学’应该不断地超越，应该支撑起、扩展开‘残疾-人’，能够支撑起、扩展开‘残疾-人’的文学会成为经典作品，因为无论什么时代的人类都需要这样的文学。”
说这话时，吴可彦好似坐在一片黑暗中，背后却是亘古星河。
少年可彦的烦恼
为什么苹果会自己变色，半小时前是红色，半小时后就成了绿色？目睹这种奇怪的现象时，吴可彦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然而这是他眼中的真实世界。
不仅如此，吴可彦有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自己的球技突然退步了，踢球时，抬头看不见球，低头看球就瞥不见身边的人？为什么骑车上下学时，明明注意交通，却总是发生碰撞？为什么光线只要稍微暗一点，自己就陷入一片黑暗？
“我说了很多次，但家人都不信。大概持续了一年，经过我的反复验证和强调，13岁去医院检查时，我确诊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医生说得很清楚，我的视力会逐渐下降，视野会逐渐缩小，直至完全失明。”
已过而立的吴可彦能非常淡定地跟记者叙说过往，然而，少年吴可彦的学习和生活却深受影响。
起初只是视野狭窄、无法分辨颜色，后来就越来越看不见书上的字，从借助放大镜到使用电子助视器，眼睛的可用时间越来越短，看一会儿书，就非常疲惫。视力状况每况愈下，吴可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彻底失明，对黑暗的恐惧蛰伏在他的内心深处蠢蠢欲动。最终都是要看不见的，他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身体的障碍加思想的困境，“初中三年是我最痛苦的三年。”吴可彦告诉记者，当时他还在普通学校读书，老师同学都对他非常关心和爱护，但越是如此，他越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神经越是紧绷。
痛苦催生哲思，特殊的经历让他更显“早慧”，十来岁的孩子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我想成为哲学家，寻求我的真理。”这几乎成为他当时的倚仗。
吴可彦酷爱读书，即便视力微弱，在初中阶段也坚持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经典，尤其是哲学书籍。吴可彦读书的方式很“奇葩”，他每次拿十本书放在书桌左边，每一本读十页，读完十页后放右边，再读下一本书的十页，以此类推，十本书里哪本读完了，更换下一本。然而有一本书一直都在——《庄子》。
“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庄子》中关于“德全”的说法，让吴可彦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身体上的残缺是小事，精神品质的完全才是重要的，这个说法对当时的我有很大帮助。”吴可彦称《庄子》为“书中之书”，即便到今天，他也会反复阅读、日读日新，他告诉记者，如果流落荒岛时只能带一本书，他会选择《庄子》。
不过，另一方面，少年吴可彦追求真理的路并不全然顺畅，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真理，他们相互批评，也让心智初开的吴可彦陷入某种混乱，古典哲学中形而上的部分更让他感到失望和苦恼，“我开始觉得，哲学好像无法带给我真理。”
直面荒诞
然而哲学这排“不同焦距的望远镜”，却帮助吴可彦仰望文学的天空。少年可彦的烦恼在初三暑假迎来了转折，他接触到了大量触及心灵、富有哲学意义的小说。
16岁那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异化成甲虫的故事让他醍醐灌顶，“之前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但它把我一直在追寻答案、追寻真理的状态给按住了，它直接让我去体会一种荒诞的处境，让我去直接面对荒诞的处境。”
直面荒诞，吴可彦不再去挣扎和悲愤“为什么”，他决定高中去盲校读书，“一直以来我非常排斥去盲校，因为这代表我承认自己是残疾人，那时我还能看见一点，《变形记》让我直面自己的处境。”
此后，吴可彦又遇到了博尔赫斯、海明威、加缪几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小说家，尤其是盲人作家博尔赫斯，双眼逐渐失明的经历和令人惊艳的作品都让吴可彦深受震撼和鼓舞。“他们用写小说的方式寻找哲学，寻找真理。”吴可彦决定要从事文学创作。在盲校的三年时间里，他每天坚持数万字的阅读，并以其独特的感悟和视角创作了不少诗歌和短篇小说。
然而吴可彦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不被看好，大家都劝他认清现实，高三那年，父亲还特地带他拜访了当地的一位诗人，答案依旧——他靠文学无法谋生。于是吴可彦在高考时决定读针灸推拿专业，“我当时就想，我要把按摩做经济基础，用文学做上层建筑，只要把按摩本领练到两只手上，生活就没什么顾虑了。”
2009年，吴可彦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大学期间，吴可彦一边学按摩一边写作，大五那年，在强烈的危机感的敦促下，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星期八》，“那时我觉得大学毕业后就要去盲人按摩店工作，以后可能没机会写小说了，我想最后给自己的文学梦画一个句号，就写了《星期八》。”
直面荒诞给了吴可彦额外的惊喜。这部带有悬疑科幻色彩、长达26万字的小说很快受到了福建省残联、福建省作协的关注，并被资助出版发行。在漳州市第八届百花文艺奖的评选中，《星期八》从参选的193件文艺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拖”住时间
实际上，《星期八》完成后不久，吴可彦的双眼就彻底陷入了黑暗。从13岁到24岁，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笑称“当年医生预测的还是很准的”。
失明对吴可彦的创作影响并不大，当时他已经借助读屏软件、不用眼睛就能写作。他告诉记者，黑暗帮他斩断了更多来自外界的诱惑和干扰，让他“拖”住时间。
吴可彦对时间似乎格外敏感。在《星期八》中，主人公吴不器就获得了时间的馈赠，每周多出来一天，然而这个礼物却又用各种花招把时间劫掠回去，终究是虚幻的。
孔子说“君子不器”，吴可彦便把主人公叫吴不器，“意思就是没有人不是机器，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科技社会是一个系统，当人被纳入这个系统，就跟机器差不多，只能随着这个系统的节奏运转。我们的生活深受技术的影响，技术给我们植入了美好的星期八，但我们要警惕，不能成为器具，不能被技术所控制，要不断超越，要把科技进步送给我们的时间礼物真正拿到手上。”
如何“不器”，把时间的礼物拿到手上？
在吴可彦看来，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钟表上可视的公共时间，一种是专属于自己的“本真时间”。“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我常常感觉只过去了一瞬间，但每当我告一段落，发现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对我来说，这两三个小时就被我‘拖’走了，拖进了一个专属于我的世界。”
吴可彦也将这种物我两忘的状态称为“错位”，“我们应该尽量去追求这种错位，把时间‘拖’出来，‘拖’住时间、争取时间就是延长生命。”
《星期八》之后，吴可彦一直在通过写作“延长时间”。八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八度空间》、诗文集《血河集》、长篇小说《茶生》、短篇小说集《小梦》、长篇小说《盲校》和儿童文学《地球少年》。
“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写作，那么他经历的一切不幸都不再可怕，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写作的素材。”博尔赫斯如是说。而吴可彦在写作时虽然会借用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却从来不碰盲人题材。
“一直以来，眼睛是我的一个痛点和弱点，我有心理障碍。但27岁时，失明三年后，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只有将军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而作家就是要把弱点拿出来剖析。”于是，吴可彦开始动笔写《盲校》，写高中三年的经历。
第一稿吴可彦写得很“愤怒”，文字间充满了批判，批判当时盲校教学水平太低、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等等。“我从高强度的普通学校进入盲校，非常不适应，有很多埋怨和不满，常常和老师有观点上的冲突。其实当时的我不太愿意接受，认为自己处于一种被放弃的状态。”
“然而第一稿写完后，我忽然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当时的生活。写第二稿时，我开始看到当时盲校教育中存在的实际性困难，也发现那三年其实我很快乐，读了非常多的书，做了充分的思考。”吴可彦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
2020年，《盲校》在文学杂志《作品》上发表，又被影视公司选中，目前正在进行影视改编中。
此外，他的短篇小说《白云女孩》获第三届启明儿童文学奖，《梅花谱》获福建省2017年优秀文学作品奖；在福建省作协和省图书馆联合评选的“福建文学好书榜”，开设的五届中，吴可彦的作品三届上榜；2018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福建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残联还为他颁发了省自强模范的荣誉称号；今年他又获评了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一个作家的终极作用也许是给人类文明留下几个句子，留下一点思想，留下几个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作家当然都没有做到，这不仅要靠努力，还要靠缘分。”吴可彦说，他所能希望的，只有下一本书可以写得更好。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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