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长谭秀云：红墙边上的“法律守门人”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泓 文/图

“呦，谭姐，又下户呐？”

“是啊王大爷，我去李大妈家看看她儿子去……”

“嘿，谭姐，一刻也不闲着！”

早9点，胡同里，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司法所所长谭秀云骑着司法小电动，迎面遇上了王大爷。谭秀云今年刚40岁出头儿，但胡同里小到几岁的娃娃，大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都喜欢叫她“谭姐”。

“一个都不能放弃”

“可能因为我爱管事儿，社区、街坊大事小事都喜欢找我。他们觉得找我能解决问题，时间长了，大家都叫我谭姐了。”谭秀云说，西长安街是首都的中心街区，号称“天下第一街”，是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所在地，还有20几个中央单位也都在街道辖区，那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出事儿的地儿。

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面对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如何确保这些人员思想稳定，不出闪失，这对谭姐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社区矫正对象小李才21岁，父亲是精神病患者，母亲扔下他们走了。因找工作不顺，小李犯下纵火罪。他第一次来司法所宣告谈话时，眼神里充斥着不满和仇恨。为了帮助小李回归正途，谭秀云打破常规，请来了社区主任、社区民警、心理医生、楼门院长等相关人员一起商议，给小李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从身体、心理、生活以及工作安排等各方面给予他温暖。慢慢地，小李的眼神柔和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做好“两类人员”管理，维护地区稳定是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谭秀云曾经对自己承诺：“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矫正对象。”

每年义务把关700余份合同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一个新课题，2020年下半年行政执法职权下放到司法所，司法所增加了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职能，凡涉及街道对外签署的合同，都要事先由所里审核把关。而这项工作，谭秀云从2014年就开始做了。

这些年，每年经谭秀云审核把关的合同有700多份，不仅因为她是科班出身，更因她对这里的大事小情实在太了解了。

“那个时候，我白天入户，晚上回办公室审合同，找出合同中的法律风险点，避免街道坐上被告席。”谭秀云说。2016年，街道要办一件好事儿——为居民免费更换燃气设备。更换燃气设备，街道和居民要签合同。签完合同后，律师看了都说没问题，但谭秀云发现问题了。

“安装以后，居民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或者意外，责任归谁？这点要说清楚。完事儿以后我就让他们在合同最后附了一个风险责任书，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列清楚，责任在谁划分清楚，避免街道做了好事又成为被告。”谭秀云说，自己做合同审核工作的基础是之前在街道做社区建设指导员，因此，街道社区签的合同有哪些风险点，谭秀云比律师更有发言权。

再难也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

盛夏的中午，谭秀云正在所里和同事们开所务会，一位居民愁眉不展地走进所里，见到谭秀云就拉住她说：“谭姐，我可真是没办法了，你得帮帮我啊。”

这位情绪激动的张大姐，谭秀云已经记不清她是第几次来找自己了。这一家兄弟姐妹7人，因为继承胡同里一套老房子的事打得不可开交，甚至还给自家妹妹门上泼粪。

谭秀云了解到，作为7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女儿，张大姐居住在父母去世后留下的这套价值900万元的房产中。此前，法院已经按照赡养情况以及老人的遗愿对财产分割进行了判决，但7人仍打成一团。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一起法院都已经判决的案件。一旦打起了官司，兄弟姐妹基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谭秀云深知调解的难度，但居民信任她，找上门儿来，她无法拒绝。

那之后，谭秀云带着司法所调解员逐个走访当事人。白天不在家就晚上去，平时不在家就周末去。整整5个月，他们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听了多少难听话，但谭秀云坚信只要工作做到位，一定能有效果。

经过与几方当事人多次交流，采取“背靠背”方式调解，做思想工作，7个兄弟姐妹终于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签协议那天，7人中的大姐抱着谭秀云落泪了，她说：“谭姐，没有你，真不知道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她的话也深深触动了谭秀云。基层群众对法律服务有着迫切的需求，作为红墙边的司法行政人，谭秀云深深明白，只有守护好每位居民小家的安宁，才能换来大家的平安。

近年来，谭秀云通过调解工作实践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工作方法。“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引导情绪，情理法相结合，巧用调解方式。”在谭秀云的带领下，西长安街街道司法所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辖区310余件矛盾纠纷调解，68起涉及拆迁、疏解等重大矛盾顺利解决，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卫红墙，服务红墙，牢固树立红墙意识，是谭秀云和所里同志们每天都要紧绷的一根弦儿。作为工作在红墙边儿的基层司法所所长，谭秀云默默践行着“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岗位最安全，我的岗位无隐患”的铮铮誓言，甘当红墙边儿的“法律守门人”，地区和谐稳定的“法律服务人”，为平安中国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