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 不灭的历史——铭记抚顺平顶山惨案三千亡魂

参考消息网9月15日报道（文/黄燕 朱辉 崔师豪）

平顶山村，一个自然形成仅百余年的村子，因山丘土质适于回填矿井被挖成平地而得名，当年有大量矿工聚居于此。如果不是89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平顶山村会是一个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的村子。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罪名，将平顶山村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人们，随后又用刺刀挨个儿往身上捅。山下一片血海，3000多人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汽油焚尸，后又炸山埋尸，企图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军犯下滔天罪行

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区外隔着一条马路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

从惨案纪念馆一角下70多级台阶，便是惨案遗址馆。

曲曲折折80米长的玻璃罩下，躺着遇害者的遗骸：被烧得炭黑的襁褓里是依稀可辨的婴儿遗骸，头顶穿孔、颌骨大张的成人遗骸，汽油桶旁的妇女与小孩遗骸……他们都是平顶山村的村民。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在平顶山设立纪念碑，1972年，在发掘出遇难同胞遗骨处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烧焦的月饼与饭团、残缺不全的饭票、儿童戴的长命锁……纪念馆里展出的这些从大屠杀现场出土的村民遗物，保留着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细节，跟惨剧形成强烈反差。

少数幸存者的回忆，将大屠杀的片段永久地记录下来。

“……我和表弟一家人正忙着包饺子，就来了两个鬼子，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被赶到村西一个洼地里……鬼子就把枪口对着人群开始屠杀……我被压在表弟身下，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看了看死去的亲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幸存者王殿垣写在稿纸上的亲历。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王媛媛说，据幸存者回忆，惨案发生时，只有百余名幸存者逃出，但一些人因伤势过重相继死在逃亡途中。存活下来且与档案馆有联系的只有53人。目前已知在世的幸存者仅剩周茂勤一人。惨案发生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李佩珍身负枪伤和刀伤，艰难地爬出了屠杀现场，3个月后生下了他。

十年漫漫诉讼路

75岁的退休警察刘传利是大屠杀幸存者杨宝山的女婿。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容、杨宝山、莫德胜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做出赔偿。刘传利陪同他五次赴日参与诉讼。

“我帮老丈人配合日本律师去法院诉讼。每次陪老人诉讼，向日本人讲述亲历故事的时候，当地媒体民众都非常关注。”他回忆说。

“我老丈人当时大约10岁。他从他母亲的尸体下爬出来，看到家人都死了，村子也烧没了，浑身是血的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就往高粱地跑，路上碰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就坐上他们的大车。同行的人大部分都因重伤死了。”他说。

杨宝山的父母都在惨案中遇难，尚且年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成年后就把9月16日惨案发生日当作了自己的生日。

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虽然败诉了，但让很多日本民众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政府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这比个人胜诉的意义还大。”刘传利说。

败诉后，仍有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主动和刘传利联系。他和一些日本律师保持联络，希望继续诉讼，让日本政府就这段历史公开向民众谢罪。

日本议员联名致歉

遗址馆设有一处供公众表达缅怀之情的厅堂，摆放着各界送的花圈。由日本参观者带来的成串的千纸鹤，显得与众不同。在象征祈愿和平的纸鹤旁，有许多日方团体留下的感言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和平”是屡屡出现的字句。

“看到纪念馆里受害者遗骨的时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悲惨的哭喊声。”“参观了纪念馆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我一想到那些否定日军过去犯下罪行的政客，一阵怒火就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东日本铁路工会成员2015年留下的感言。

2009年5月5日，时任日本参议员的相原久美子带着24名议员联名的道歉书专程来到抚顺。她是历史上首位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致歉、谢罪的日本国会议员。

相原久美子和中方人士当年栽种的两株小松柏，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旁边是东日本铁路工会赠送的和平纪念碑，上面写着：安息吧，已去的灵魂。在此我们深怀反省之念，发誓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