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很多农村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城市买房定居，且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随之而产生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地缘关系逐渐解体，血缘与亲缘关系日渐疏离，而一旦60岁以上的老农民被人口自然规律所替代，也就是最多只需20年，农村的送礼之风就会自动淡去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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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时，经常听他抱怨说自己作为乡镇政府的退休公务员，每月4000多元的工资用来人情方面的送礼后所剩无几；今年春节回乡，又听到从乡村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二叔在我面前发牢骚，6000多元的月工资花在送礼上的部分就占了五成，一个月下来生活过得还是紧巴巴的，在二叔的眼中，送礼支出已成家中最大的年度开支。
乡村送礼风气由来已久且水涨船高，已是很多农户人家提起来就心中打颤的事实。六年前父亲去世时，姑舅姨以及三代以内直系亲属送来的最大白事礼金是500元，但现在同样的礼金已经涨到1000元以上。如果现今我家要回礼，显然就会贴水不少。数据显示，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而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算，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600元，六年增长约67%，农户用于礼金上的支出显然大大跑赢自身的人均收入增速。同样，2016-2022年，国内物价累计上涨14%，显著跑输农村礼金数额的上涨速度。
农村办宴席以收纳礼金的形式异常丰富，可以说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会成为一家之中收纳礼金的中心角色，乃至寻找一切机会和创造各种名目成为了农户创收的理想捷径。一个生命呱呱落地，自然少不了要办新生酒，满月时要接着举办满月酒；到了出生100天，家长又要忙着给孩子举办“百日宴”，前来祝贺的远亲近邻也少不了掏出大小不等的红包；等到一岁时还要办周岁酒，而十岁是首个双岁年龄，很多地方还要招徕亲朋好友热闹共庆，前来赴宴者当然也须带来约定俗成的礼金。
与从孩子身上可以开发出五花八门的摆宴收礼之机一样，成年人身上也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设宴敛财大文章。自从大学扩招以来，农村孩子高考成功及第的概率大大增加，无论是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只要考生拿到了入学通知书，家长都会为其开设场面不小的面子宴或者庆功宴，并尽可招徕八方宾朋，因为参加的人越多，宴席的规模经济就越显著。等到儿女谈婚论嫁，父母更是要借此大操大办，从订婚到嫁娶之日，亲戚朋友都要到场恭贺献礼。及至父母进入老年，60岁开始，儿女们就要为他们操办70岁、80岁的寿宴，那些收到礼单或者电话与短信要约的祝寿人自然也不能空手而来，而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生命归西之后的丧礼时下在许多地方的农村办得异常豪华，前来吊唁人所奉上的白事礼金对于受纳方而言也构成了一笔不小的财务进账。
对于任何一个送礼人来说，究竟送多少绝对是一门需要认真思考的学问与谨慎考究的艺术，其中比较机制在送礼过程中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核心作用。一方面是纵向比较，也就是与自己以前送出的礼金数额做比较，其中给同一档次与接近同一档次的亲戚送上的新礼金当然不能低于前一次的额度，至少要等于前次的数额，而一旦相隔时间较长，礼金还要根据时延情况而有所添加并高出先前水平；另一方面是横向比较，即根据保留下来的礼单(农村每一次红白喜事都会产生一本将礼金记录于红纸之上的账单)对亲友以前给自己送来的礼金数额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决定给同一辈族送出的礼金额度，而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尴尬，一个更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送礼之前相关送礼人会互通有无，集体商议出大家认可的礼金额度，等到送礼那天彼此心照不宣地送出同等数额的礼金。因此，在横向比较中，送礼前送礼人必须做的最重要功课就是与重点人物进行比较与沟通，比如兄弟之间、姑舅姨之间、叔伯之间等，这些同辈人送出的礼金直接决定了彼此最终送出的礼金多寡与大小。
之所以送礼人格外重视送出的礼金数额是否恰当与合适，是因为如果送多了觉得自己吃亏不划算，而送少了又感觉到会丢面子，并且两者相比较而言，后者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严重得多，因为若送出的礼金高出同辈分的送礼水平，也仅仅是自己内心感觉吃了点小亏而有所不爽而已，但在亲戚朋友面前却赢得了面子，特别是受礼人还会表现出格外地热情回报，并可能从此进一步哄热彼此的关系，但若送少了，不仅会招来亲戚朋友们的指三道四，还会在送礼的现场遭遇受礼人的白眼甚至是直截了当的以大不敬回馈，比如按辈分你本来可以坐在宴席上位的，却偏偏将你安排在次位，此时，参宴人群都会将目光转移与凝聚到你的身上，让你坐卧不宁与食不甘味。
看得出，除了遵从亲戚乡友间的你来我往这一传统礼节而必须送出相应的礼金外，不少情况下农村送礼人的送礼行为其实带有着更多的无奈或者被动地胁从。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论认为，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分别分布在前惯例层次、惯例层次与原则层次三个阶段维度上，且三个阶段既可连续相继，也可跳越跃迁，甚至可以逆向倒退，其中前惯例层次说的是人们进行决策时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为行动指南，惯例层次则不同，人们决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受到他人期望的影响尤其是关键和重要人物的影响，比如父母、恋人以及上司等等，因此，这一阶段人们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是做自己周围人所期望的事或者履行自己的承诺而达到维持平常秩序的目的；而到了原则层次，人们的决策虽然回到了自我，但此时突出的不是自身利益得失，而是自我的是非道德准则判断，即使是这种判断与社会准则和法律相违背也并不影响人们行为的做出。
廓清了道德发展阶段以及人们的行为决策依据之后，科尔伯格指出，成年人的道德认知绝大多数处在惯例层测，也就是人们之所以决定实施某种行为，主要是受到他人影响或者只是希望保持自己所处的正常生活秩序。对照之下，农村送礼之风绵延不断，很多大程度上就是送礼人并不希望因为自己的送礼不慎与不周以及跟不上送礼节奏甚至我行我素地破坏规矩而招来亲戚朋友的评头品足以及邻里之间的说三道四，从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以及与亲友间来往的惯常关系。
农村宴席名目之所以越来越繁多，送礼之风越刮越猛，其实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与补偿心理驱动所致，即自己送出的礼金要通过筹办宴席之机收揽回来，而且更希望获得加倍和超额的回报，但究竟是盈利还是亏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自家儿女的多少。对于那些人丁香火旺盛的家庭，可以举办的宴席频率就高，次数也越多，自然就可以收获到投资乘数与倍增效应，相反儿女少的门户，收礼的机会少且不论，反而对外送礼次数也增加，相对于礼金支出而言，最终所承受收益边际当然呈现出递减趋势。
对于愈来愈奢侈的农村送礼之风，不少地方想出了相应的冲淡与遏制招数，比如陕西省有些地方政府做出了参加酒席的来宾送礼金额不得超过两百元整的硬性规定，湖南安化地区要求农村办酒席送礼不得超过一百元，如果是普通关系的来宾，送礼金额在五十元即可。但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行政化的规制之举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从性质来说，农民送出与收受的礼金来源与去向合规合法，毫无行贿受贿之嫌疑，且财产权益还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即便由此产生的礼金数额再大法律规则也够不着，同时彼此还带有礼尚往来的风俗约定，公开透明，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痕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送礼之行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以及亲缘关系之上，并且彼此之间互相勾连与缠绕，何况相互送礼还是农村的一个重要遗风，并成为了一种获得了较为普遍道德确认的显性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行政手段所能产生的干预效果其实非常式微。
那么，数额越来越大的农村送礼之规什么时候才会减弱与退场？一种自然的稀释与荡涤力量就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尤其是年轻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目前来看，60岁以上的农民还占着农村人口的一定数量，他们成为维系亲友间情来礼往的基础与桥梁，但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城市买房定居，且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随之而产生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地缘关系逐渐解体，血缘与亲缘关系日渐疏离，而一旦60岁以上的老农民被人口自然规律所替代，也就是最多只需20年，农村的送礼之风就会自动淡去甚至消失。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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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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