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能解决问题的人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到一起,日前,人民网转发一篇题为《一场特殊的“早餐会”》的报道,披露内蒙古包头首场政商恳谈早餐会的诸多细节。媒体梳理发现,近期,已经有包括海南海口、四川西昌、湖北京山在内的多地党政主官陆续组织开展特殊“早餐会”活动,由领导做东,邀请企业家面对面餐叙。
“我跟领导吃过饭”,这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带有某种炫耀、暗示背景的话术,可能会逐渐被消解。越来越多的地方党政主官参与到类似地方政商“早餐会”的活动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本地清朗政商关系的自信,也表明了自身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
让“跟领导吃饭”在公共话语空间彻底去魅,从根本上要做的,不仅是饭局本身的公开、透明,更要让对试图通过饭局实现权力寻租的想法、做法真正失去存活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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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似新颖的“早餐会”模式,本身并不算新。早在十多年前,广东顺德“大部制”改革中,通过早餐会交流工作就已经是政府内部的一种沟通方式。2018年开始,着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的政企早餐会、午餐会、下午茶就陆续多了起来。花样繁多的各种称谓所试图营造的,都是政商沟通的一种融洽氛围与环境,其与传统意义的座谈会、恳谈会、交流会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当然从越来越多的“早餐会”模式及其执行细节,或许也可以寻到地方公共治理与营商环境改善的某些共性问题。
一方面,要正视一些地方还存在“见领导难”,与过分依赖一把手“拍板”的某种倾向。在河北望都,“千年辣椒古县”的相关企业晾晒辣椒的场地使用问题,需要“通过早餐会联系企业所在乡镇的领导”出面化解。由此可知,企业寻求基层政府介入、提供帮助的途径、成本不可谓不高,一些本可以在早餐会前就能够及时、高效伸出援手的个案,最终还是通过早餐会这种形式才得以解决。早餐会“药到病除”这种“功效”能有多大,可能事实上也在映衬基层公共治理与服务还存在多大不足。
在另一方面,企业家参与早餐会,往往是带着问题上会,“我们平时对接的都是办事的科员,但早餐会都是局长、‘一把手’现场给你解决问题”,早餐会的参与主体存在类似想法的不在少数,而这与行政诉讼中强调官员出庭应诉的逻辑颇为相像。
其实能否见到主要领导,是否得到高度重视,本不应成为决定问题解决尺度、难度的关键因素,把营商环境中积压的问题带到(拖到)早餐会寻求解决的思路,其解决本身就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有官员坦言,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能在早餐会上得到解决,还是因为参会的领导“在执行和实操方面更有话语权,在县里面更有决策力”,在四川西昌,一个拖了企业数年的程序备案问题,在早餐会后一周就得以解决,在观感上,很难说该案例是地方营商环境改善的加分项。
而由此引申出待观察的问题是,借早餐会反映的具体问题,其快速解决究竟是局限于个案,还是能扩展到类型化的体制机制梳理?理想情况当然是要能通过一案,纠正和改善一片,如果只是上了会的问题才能得到“特事特办”,地方营商环境的改善则显然需要更多的后续工作。
“早餐会”后的台账化管理、跟进,必须能够“举一反三”,带着问题去审视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从根本上解决没有上会的其他企业的同类问题,彻底打通导致企业在当地办事难、程序复杂的机制堵点。
基于个案反馈渠道的市场主体申诉、求助,自有其存在的意义,“早餐会”不失为个案问题解决机制的一种新探索。但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的特事特办,显然并非“早餐会”的全部初衷。让见领导变得不再难,让需要领导拍板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常规的政务办理程序也可以快捷、高效地得以解决,这才是政商沟通“早餐会”所应当坚守的制度诉求。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